图自电影《欲望都市》
文|李莹 王雨娟 陈敏
编辑|余乐
眼看着这几年出生率越来越低,社会对年轻人的催生压力也越来越大。前两天,经济学家任泽平称“生育不要指望90后00后”“一定要抓住75-85年还能生的时间窗口”,引发热议。评论一边呼吁“放过80后”,一边又表达着某种肯定:任泽平明白人啊,其他人还在幻想90后00后生孩子。
事实上,现在的年轻人,何止是不愿意生孩子——他们对结婚都越来越敬而远之。
根据光明日报2021年10月份的报道,年轻人想要结婚的意愿并不高,并且女性的结婚意愿明显低于男性。在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针对2905名18岁-26岁的未婚城市青年所作的婚恋调查中,有25.1%的青年不确定将来自己会不会结婚,8.9%的青年选择“不会结婚”。也就是说,有34%的青年不再认为结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民政部公布的结婚率数据似乎印证了这一点。2013年的结婚率为9.92‰,自此之后连年下跌,到2020年,结婚率只有5.8‰,仅为2013年的60%。短短几年,适婚人群的数量并没有太大变化,但登记结婚的人数却陡然下降近一半,醒目的事实告诉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暂时不结婚,不再去追求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
制图/陈敏
伴随着互联网上“不婚主义”的声浪日渐升高,以及现实中大龄未婚的人数不断增加,一个人“长大、结婚、生子”,这种自古以来顺其自然的人类社会生存法则的力量正在迅速减弱。在较为独立自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一方面个性独立,追逐自由,不想受到婚姻的束缚;另一方面,面对骤增的生活节奏和压力,暂时不考虑结婚成了缓解压力的方案之一。
所以,经济学家们在想办法劝年轻人生孩子之前,还是先想想怎么劝他们结婚吧。
现代社会结婚成本更高
迫于现实经济压力而暂时远离婚姻,是很多人无奈的选择。
今年25岁的小吴在广州一家电子厂做普工。提起结婚,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结不起”。300万元是他心目中有底气开始一段婚姻的价格,“可这是我这辈子都挣不到的钱。”以小张现在的收入来计算,即使不吃不喝,也要60年才能挣够这么多。
小吴也无法说清这个数字是如何算出来的,也许是受了网络讨论的影响。他从网上观察到了女性择偶观的变化——以前都是找老实、肯干、顾家的,现在要找无条件宠溺她的——这让男同胞们疲于应对。他承认,按照世俗的眼光,自己无疑是被剩下的。但同时他也享受着单身的自由,“婚姻是种束缚,能带给我的好处实在太少。”
年近30的李春曾经历过一段长达五年的稳定感情,两人相识于学生时期,毕业后来到北京打拼。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买房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而女方父母对两人的关系并不看好。“经济压力很大,在那个年纪完全没法排解,现在有能力了,但是又不太想(结婚)了”。
才23岁的胡赛惟虽然人在北京互联网“大厂”,挣着还算可观的薪资,但同样对于恋爱、结婚缺乏信心。“月入一万多,在北京连恋爱都谈不起,结婚更不敢想。”在他的观察中,能结婚的同事,“要么就是老板,要么就是家里有底子。”
同事中的北京本地人,起码在北京有套房,年纪轻轻在大厂工作,收入也不错,谈恋爱没什么后顾之忧。白手打拼的外地人忧虑显然更多。胡赛惟身边不乏从国内外金字塔尖学校毕业、在大厂拿着几十万薪水,但年过三十仍无法在北京购房、定居的同事。
胡赛惟的上任领导买房也遇到巨大的困难,靠着早几年加入一家互联网独角兽公司,拿到很多期权福利,才够到了在北京结婚买房的门槛。如今互联网行业的红利期已过,薪资待遇明显下滑,裁员频发,摆在面前的是难上加难的现实问题。
百合网、世纪佳缘和艾瑞咨询联合发布的《2021中国当代青年不婚现象白皮书》(下称“白皮书”)里提到,目前我国结婚的平均花费大概在17.4万,是夫妻月收入总和的8倍,并且这里的结婚花费还只是算了结婚前中期的费用,如婚纱摄影、婚礼酒宴等。根据谷雨数据2020年的统计,全国平均彩礼为6.9万元,所有彩礼金额中出现比例最高的是10万元。近几年,关于天价彩礼的消息也是屡见不鲜。
除了结婚费用和彩礼,三金、房子、车子也几乎成为得到一段婚姻必备的要素。可是动辄大几十万、百万、千万的房价,让大多数二十几岁本该考虑婚姻问题的年轻人望而却步,这是以他们现阶段的经济实力所触达不到的。就算有父母、亲人的帮衬,结一次婚就掏空很多普通家庭一辈子积蓄的情况也层出不穷。
女性虽不用出彩礼钱,却也逃不过现实中结婚所要承受的经济成本问题。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情侣选择一起为定居在当地而奋斗,但如果一旦下定决心买房,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就会破坏他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和品质,让他们不得不省吃俭用地攒首付。社交平台上常有因此身心俱疲,而对结婚失去盼头的女孩子。
面对“结不起婚”的现实,看得开的就像小吴,一个人潇洒;还有些人为了结婚背上巨大债务,依然在负重前行。
不再必要的婚姻关系
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成本,结婚还面临着巨大的无形成本,也就是进入婚姻关系可能需要承担的风险。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婚姻是否具有必要性。他们往往通过比较婚前和婚后的生活状态,以及衡量耳濡目染之下所想象出来的风险状况,得出“结婚不再是必选项”的结论。
很多个性独立的人认为单身好过二人世界,而且即便有较为固定的恋爱和同居对象,法律上的婚姻形式也难以保证两个人之间关系的稳定。
图自电影截图
损失厌恶——李春如此解释部分年轻人结婚意愿的下降。相比于收益未知、充满不确定性的感情投资,“搞钱搞事业”是对未来更切实的保障。在年轻一代对于老年生活的想象中,有养老院、有护工、有生病时互相照应的朋友,婚姻和伴侣反而是缺席的。
晓晓今年29岁,“母胎单身”,一个人漂在北京,与一只猫为伴。在晓晓现阶段的人生规划里,有工作上的奋斗,有物质方面的积攒,有个人生活的安排,也有赡养父母的打算,唯独没有恋爱和婚姻方面的任何想法。她就是觉得“明明现在一个人生活可以更好,为什么要两个人争吵?”
晓晓在北京打拼数年,现在公司附近租着月租6000块的房子,也不至于有压力。插插花、画画油画、弹弹琴,一个人的生活自由而舒适。“虚拟的情感看不见也抓不着,和现实的物质享受相比,我更倾向于把握好现在的生活,感情有没有无所谓,男朋友有没有无所谓,但我要搞钱。”
在晓晓看来,结婚不单单是现阶段两个人、两个家庭的事,还会面临生育、教育,以及孩子的未来发展问题,本身孩子能不能培养好就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此外,结婚之后经济开支会剧增,家庭会比个人面临更大的社会经济压力。“结婚应当是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起码不能降低我现在的生活品质,但我觉得能碰到满足自己这种要求的婚姻,可能性微乎其微。”
龙姿在一个非政府组织(NGO)工作,33岁仍孑然一身。她们单位有许多高知女性,经济条件都不错,生活都被事业填满,于是顺理成章地拥抱了独身主义。身边的朋友们大多不把男人当作人生的必选项,有恋爱就谈,没有就自己好好过。坦诚聊过以后,父母也不再施压,“一辈子就是谈恋爱也行,只要有人照顾你。”
晓晓和龙姿是不婚群体中的一类典型代表,在白皮书的描述中,这部分人群学历高、收入高,思想独立、严于律己,在享受单身的同时又不排斥恋爱,形成一种“单身者自洽”的状态。
上一段恋情结束后,李春变得不愿再进入一段关系,对父母安排的相亲局和同事朋友介绍的对象都再三推辞。一方面,律师繁忙的工作让他无暇从头经营一段感情;另一方面,工作中接触到的离婚案件让他愈发体会到爱情与婚姻的脆弱。想找到一个各方面契合、符合期待的伴侣,可能性接近于零。
“需要通过打官司来离婚的,大多数除了要面临一地鸡毛以外,还有很多恶心人的事。有时候夫妻一场结果还不如仇人。”离婚冷静期实施一年多以来,选择诉讼离婚的情况明显增加,“约定俗成”的做法是第一次不判决离婚,需等待六个月后二次起诉。在这场漫长的持久战中,最令李春头疼的就是深夜接到当事人的诉苦电话,“听多了这样的事情,你还会对婚姻抱有什么期待吗?”
同样在别人的不幸中窥见婚姻面貌的,还有律师申泽廷。他表示,在一纸婚姻的面纱下,掩饰了很多上不了台面的事,许多夫妻可能根本没法正常在一起生活。如果两个人单纯因为感情在一起,即使真的不想继续了,也可以好聚好散,不用释放那么多人性的恶。并且离婚冷静期设立后,离婚难度大大增加,婚姻的束缚作用更加明显。
有这样一番认知的申泽廷其实有一个关系稳定并且在同居中的女朋友。在申泽廷看来,除了寻求法律上的婚姻关系,通过双方的协议,完全可以实现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在保证各自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反而更能维系感情关系。单身母亲也可以给孩子落户,不影响上学,“不影响下一代。”
在申泽廷身边,不少夫妻离婚后依然生活在一起,但孩子不知道。在朋友们的眼中,他们与夫妻没有区别,财产在法律上是独立的,感情则更好。摆脱婚姻的强制性束缚后,他们得以拥有随时从关系中抽身的自由,以恋人身份同居反而更和谐。
申泽廷相信,选择同居不婚的人会越来越多。
女性结婚意愿更低
在前文所提到的课题组调研中,女性表示“不结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人数占43.92%,比男性高出19.29个百分点。显然,女性群体的结婚意愿更低。
过去,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模式得以长久地持续,是因为社会生态难以允许女性独立地开展事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结婚是为了更好的生存,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出路。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群体的独立性、自主性更强,早已摒弃了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女性守旧思想。
“结婚是利于男性的,是压抑女性的。” 晓晓从父母那一辈的传统婚姻和身边朋友的婚姻关系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一段婚姻中,女性往往比男性承受的更多,除了琐碎的家务,生儿育女的责任通常也会落到妈妈身上,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将大大缩减,还往往需要在工作和家庭中二选一。
27岁的Sharon认为,各行各业普遍对女性存在就业歧视,包括:很多岗位不对女性开放;同等岗位下对男女应聘者存在不同标准;为保证生育率而延长女性产假等。“延长女性产假本是出于好意,但是不要求女性的丈夫同假,这就相当于把女性个人的生育损失分摊给企业,企业当然不愿意承担,所以对女性的选择变得更少。”
从经手过的离婚案件以及相关观察中,申泽廷发现,不幸婚姻的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方,财产、青春、精神受到极大损耗,“这就是现实。”
还有一部分女性抗拒婚姻是出于对生育的恐惧或抵触。
孙昭阳记得,大学时宿舍夜谈室友们就常常提起生孩子的话题,要么是妊娠期间多么痛苦,要么是生育环节多么疼痛,再或者生完孩子之后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年轻的少女们聚在一起感叹,为以后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担惊受怕着。
大多数人对于女性面临的生育痛苦习以为常,认为这是女人的责任和义务,“一个女的要是连孩子都生不了还算什么女人”。孙昭阳不这么认为,“我并不喜欢小孩子,更没有义务牺牲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去生育一个孩子。”为了避免被催生,她干脆决定不结婚好了。
白皮书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主动不婚的原因中,男女差异明显:更多男性是因认为婚姻限制自由、婚后生活平淡乏味而主动拒绝婚姻,而女性更多的顾虑在于婚后双方家庭的交往和婚姻生活的一系列琐碎问题,包括亲戚来往、家庭礼节、孩子的抚养等等,让女性感觉个人独立和个人发展受限,因而主动选择成为不婚族。
现在不婚,不代表永远不婚
从外界因素来看,适婚人口的不足、环境的限制、经济的可支配性等客观地造成了年轻人“难以结婚”;从内在因素来讲,对个人主义的追求、价值观的转换、对单身文化的包容程度等让更多年轻人主观地“不想结婚”。虽然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他们暂时没有结婚的想法,但其实很多人也并不是完全排斥婚姻。
从白皮书的调查结果来看,在中国适龄未婚人群1/4的不婚群体中,非坚定不婚群体占其中80%以上,他们很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会改变不婚的想法。
图源《2021中国当代青年不婚现象白皮书》
龙姿有过迫切结婚的念头,那是在疫情居家期间。父母老念叨“到了年龄不干该干的事,还得伺候她”,这让她很想找个人搬出去住。如果不追求爱情,她身边不乏能牵手走进婚姻的男性。其实晓晓也并非对恋爱和婚姻关系有所排斥,她并不拒绝各方面都很契合、可以相处舒服的另一半进入她的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认为,当下的结婚率走低并不能直接得出年轻人不愿结婚的结论,但首先需要承认的是,从60后到90后,年轻一代结婚和生育年龄的推迟现象非常明显。如果从更长时间段观察,中国的终身不婚率(即认为超过50岁仍未结婚者将保持终身不婚)常年处于5%以下,总体依旧是普婚普育的情况。对于仍处于适婚年龄的80后、90后而言,男性的不婚比例在35岁左右会出现迅速的下降,女性的转折点则在30岁前后。
宋健分析道,这主要是受到传统文化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影响,虽然年轻人对此可能不屑一顾,但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变化却是缓慢的。此外,中国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无限责任制”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清除子女走向婚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包括但不限于帮其准备婚礼、购置房产,养育子孙。
“什么时候量变会积累成质变,终身不婚比例会大幅度提升,这个是我们要关心的,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状态。”宋健指出,终身不婚率也受到婚姻制度变化的影响。目前来看,年轻人结婚前同居的比例有所提升,但并没有替代婚姻。“同居只是结婚的前奏,可能是还不具备买房能力,或还没思考成熟,甚至双方家长都默许,但这种同居绝大多数会转化为婚姻。”
申泽廷与女友讨论婚姻问题时,女友的观点倾向传统,认为不想结婚就是逃避责任。女友是独生女,想当然认为父母永远对我好,丈夫永远专一负责,“婚姻就是温柔乡。”单纯的女孩没有过多想过感情中的问题该如何解决,认为恋爱的终点理所当然就是婚姻。
目前,他和女友仍在长期同居中。如果女友坚持认为走入婚姻才是“负责任”,他也会尊重对方的想法,一起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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